Touching 牠｜趣｜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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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播映小眾藝術電影的長春戲院，在2010年2月28日吹響熄燈號，還算常客的我不勝唏噓。如果把影城比喻為美侖美奐的超級市場，長春就是社區型雜貨店，設備不是最好的，但有一股濃濃的人情味，身穿大紅制服、笑容可掬的阿姨居功厥偉，這裡的觀眾組成很奇特，除了知青學生，還有中壯派成年人，我常看到四、五十歲的中年人，有男有女三五成群，誰說中年人不進戲院？可能好萊塢不合他們的胃口，也懶得去西門町和青少年一般見識吧。

日前，我在自己部落格寫了一篇文章，評論今年台北電影節選片失焦、商業掛帥，共有30部已上映、將上映電影在台北電影節播放。沒想到文章發表沒多久，就有一位「無言」網友匿名踢館，說我「既然這麼不認同，那何必還要參加電影節舉辦的部落格達人甄選」；接著網友lindyeh留言，質疑才剛下片的「琴戀克拉拉」轉眼就回鍋電影節有待商榷。沒過多久，一位「不重要」網友留下讓我很無言的迴響（如上圖）。

這本是一個網友間理性討論電影節的好機會，可惜留言的人又笨又跋扈，一開砲就露餡，因為我雖然有參加徵選，但因為白天上班時間無法配合，我一場試映都沒看，更沒有寫相關影評，電影節也從來沒有公佈過入選名單，他怎麼會知道我有參加徵選呢？來留言的人分明就是台北電影節的工作人員。雖然他連我在自己部落格「大放厥詞」都有意見，但秉著與人為善原則，我還是耐心回覆他～

 
說來奇怪，我並沒有躬逢其盛，參與過叫好又叫座、由影評人聞天祥負責的台北電影節，我更不是各大影展的積極份子，會發了瘋似地到售票點搶票或徹夜排隊。老實說，今年是我看「台北電影節」的第二年，但從去年開始，我就對台北電影節頗有微詞，不是選片選得好不好、夠不夠代表性、有沒有邏輯的問題，我對電影並沒有熟稔到足以批評選片原則的地步。

引起我不滿的核心問題是：為什麼拿台北市文化局經費舉辦的台北電影節，會播出未來兩個月內就要上映的電影？甚者，為什麼會播出市面上已經找得到DVD的電影？去年讓我傻眼的是《吹動大麥的風》，今年更多了，除了我有VCD的《再見列寧》，國片方面包括《練習曲》、《一八九五》、《渺渺》……，有些連第四台都撥過了吧。我不禁想問，堂堂「電影節」難道選不出更具代表性、台灣平常難以得見的優秀作品嗎？

今年總統選舉之前，我曾經想寫下自己對政治的看法，包括《台灣選民對中國國民黨的恐慌症》、《青年政治冷感的危機》，這兩篇一直躺在草稿夾裡沒有動筆。然後，選舉暫時結束了，我開始猜想馬英九執政後的光景，不怎麼意外地發現，馬英九做得好、做得不好，對台灣民主發展來說，似乎都是一道警訊。 馬英九若做得好，不論執政團隊如何出色，光榮仍歸馬英九一人，這可能代表了個人領導凌駕民主體制，一黨獨大比民主制衡更能有效率處理政事，這不正是對民主體制最大的諷刺？講極端一點，當初希特勒也是德國人民選出來的，人民盼望一個有力的領導，強化國家經濟建設，甚至拯救民族自信心。這時，人民對個人的信仰比對體制的信任更強大。  

會構思這篇文章，是一位獸醫隨口一句話給我的靈感。

要不要收留流浪貓狗？這是所有動物醫院面臨的問題。醫療，是每個動物醫院的服務宗旨，但是長期住宿、收留？甚至幫落難的生命找家？這就不是動物醫院的義務，更不是責任。動物醫院和人的醫院一樣，說穿了也是「營利事業」，因此，不管動物醫院是狠心、好心或假好心，面對可憐兮兮的流浪動物，面對一雙雙哀求的雙眼，它們大概都思考過類似的問題，也得到類似的答案，最後做出收留或不收留的決定，只是因為他們的動機不同而已。以下是我歸納的幾點原因。

以前瀏覽入口網站，碰到哪種自己跳出來、侵入式的廣告，我總是會忿忿按掉，對於掛在頁面上的廣告也總是視而不見，更別說是點閱了，連我的firefox瀏覽器也安裝了Adblock Plus來擋掉廣告。對於廣告，我就是那麼討厭。

 

立委選舉前一夜，我和朋友的一席談話讓我開始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台灣人是如何看待中國」。我並不贊成朋友對中國的看法，但仔細一想，他的說法很可能是部分台灣人對中國未來會如何發展的一個典型。

今晚的電視新聞都是兩黨造勢活動，深藍朋友A看著新聞，向我說起民進黨當政如何糟糕、如何愛炒作、如何不公不義的種種事蹟。我微笑不語，對於政治激情話語，我向來不發表任何意見，因為，激情向來容不下理性，多說無益。

 

今天看到這則新聞「小六女童傳紙條，老師辱：花蝴蝶」，直傻了眼，除了感嘆這位老師的教育失敗（受教及施教都失敗），也讓我想起自己小學六年級的回憶。我和新聞中的小女孩境遇差不多，會彈鋼琴但是不會跳舞，功課大概在前十名，算是不錯但還沒遭人嫉妒，而且，我大概也是被老師歸類為「花蝴蝶」的一員。

小學五六年的的導師是一位不怎麼樣的人，她在學校閒來無事就會聽股票，在外不僅開補習班收自班學生賺錢，段考時還會洩題給補習的人知道。印象中，她對有補習的同學似乎特別照顧，對其他沒補習的也沒壞到哪裡去，就是不理不睬。我那時沒補習，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才飛來橫禍。
那時候我是所謂的「男人婆」，在班上人緣還算不錯，但和男同學處得更好，時常打打鬧鬧，也會一起出去玩，班上大概一半的人有補習，而我比較要好的朋友幾乎都屬於那一半。
我記得小學的課桌椅是木製的雙人座，有連在一起也有單人一張，通常會兩張單人併在一起，男女會同坐，座位則由抽籤決定。有一次抽籤，碰巧班上一群死黨都坐在一起，三五成群、有男有女，後果可想而知，就是三五好友常聚在一起聊天，下課用嘴聊，上課傳紙條。
平日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我傳了六年的小紙條，沒想到也有陰溝翻船的一天。有一次上課，我們一群人傳紙條傳得正起勁，紙條到了我手上，被老師逮個正著！我不記得她到底罵了什麼，我只記得她的懲罰方式真的傷了我幼小的心靈。
她的處罰方式說來很簡單，卻很細緻，就是換座位，別以為我是被換到和其他不熟的人一起坐，恰好相反，我是被調到最後一排，一個人坐，隔日生效。
不論從社會學、心理學或教育的觀點來看，都知道我有多受傷。我還記得隔天換座位時，好朋友們惋惜、驚恐的眼神，其他同學們的睥睨及耳語，我覺得窘迫羞辱，抬不起頭。
好在我的精神十分強健，沒多久就抬起頭來重新做人。我開始逆向思考，一個人坐的好處也不少，例如離垃圾桶很近，丟垃圾轉身一個拋物線就解決；坐單人座自由度比較高，不用在意越過中間那條線，侵犯到別人的領地，也不會被隔壁鄰居的不良習慣惹毛。
在教室這個小社會，老師扮演司法官的的角色，賞善罰惡（？），地位舉足輕重。我是受體罰、打手心長大的小孩，老師雖然會用藤條，但懲罰自有一套標準，不會太亂來。自從台灣明訂廢除體罰之後，很多老師似乎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該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展現權威；身體的責罰被禁止了，然而，老師們似乎轉而運用更細緻的方式來懲處，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方法，反而嚴重影響學生的心理健康。
皮肉痛容易好，心靈傷不易治。我並非反對廢除體罰，這是正確的方向，孩童應對身體有自主權，但有些教師在這過渡其間，似乎還找不到新的立足點，在理想與現實兩端拔河。
一點觀察與個人生活體驗。附上這則「花蝴蝶」新聞連結。
http://news.pchome.com.tw/life/tvbs/20070830/index-200708301226373913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