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會與自然學科之間本無通殊之分，兩者亦無分工切割。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的解放，促成主客二元對立的科學哲學，之後是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刺激了自然學科大發展。 故自然學科毋寧是宗教擴張思想的產物，與傳播福音的動機息息相關，故根本是從後來所謂的人文社會學科中所派生的，充其量是思想史上一個特殊的歷史路徑。但其中關於普遍真理的本體論，關於主客二元對立的知識論，以及關於以邏輯與實驗為主的方法論，即使迭有爭議，卻已成當代社會學科的圭臬。至此，人文思想的整體性反而淪為特殊性，而自然學科的特殊性卻在政治經濟權力搭建的競逐舞台上，宣告自己作為普世標準。算是科學史上夜郎國凌駕天朝的一次實驗。
抵擋不過物質學科
其實，自以為天下的天朝，在西力東漸後潰散，與成為帝國主義覬覦對象的其他文明古國一樣，陷入精神與物質兩分的辯證。
在 大約同時代的印度泰戈爾、日本西田幾多郎、中國熊十力、梁漱溟、張君勱等，乃無不擔心道德精神的墮落，故均極力思考如何從思想上將物質力的解放，重新納入 精神的範疇來反省。他們抵擋不過已經獨自衝去佔領歷史舞台的物質學科，結果，泰戈爾在日本與中國相繼碰壁，甚至被亟求西化的青年群眾嘲諷為殖民地的投降哲 學；西田幾多郎則審度時勢而配合了軍國主義；至於新儒家，許多乾脆浸淫在以道德規訓時代的文化民族主義遐想中，淪為自然學科標準下的特殊學科。
這個自然學科專擅的知識歷程方興未艾，繼續著某種西化的迷思，在香港與新加坡，甚至連中國大陸的華人學術領導層，都把如何被英語學界認可，快速擠上帝國的政經舞台露臉這件事，反客為主地當成至高的知識任務。像這些無比飛躍的經濟體，都仍在全球化的時代氛圍中渴求現身，遑論物質與精神兩空的台灣。
戰後丸山真男曾直指這樣的心態帶來的，充其量是肉體化的文明演進，表現在台灣，就是高舉除卻思想內涵的官僚統計術，規範學者個人肉體能源再生的過程。
根本之道，是棒喝自然學科重新認識自身的特殊性，但目前替人文社會學科辯護的方法，卻是虛構人文社會學科的特殊性。這樣的訴求隱含了為五斗米折腰的臣服欲望，已經是物質性的，而不是思想性的。
虛構特殊易遭切除
如此投了自然學科之所好，就不會引起自然科學家要回歸思想母體的悸動，也就無由體會自然學科本體論與知識論中特殊的歷史性與思想性。乞求他們以象徵普遍的姿態居高臨下保護人文社會學科，是進一步把政大肉體化，也就更容易遭他們不知情地任意切除。
原文刊載於
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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