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從極權統治到韌性威權-中國政治變遷之路

作者: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譯者:何大明

出版:巨流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ISBN978-957-732-276-0


20069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之邀,為中國研究學程師生開了一系列講座,分享其多年研究與觀察,從鉅觀層次分析中國政治變遷,本書就是這次演講稿的集大成。


本書探討中國政權的特性及未來發展,這個政權的特性又如何影響美國及台灣。這本小書不像平常的政治學書籍充滿了理論辭彙,讓一般人望之卻步,他談理論但點到為止,以更多經驗現象來輔佐理論,並與自己及他人的觀點作對話,進一步闡釋他主張的「具有韌性的威權主義」(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美國學界的爭辯:見樹不見林


美國學界對於中國未來會如何發展充滿歧見。90年代中國律師章家敦出版的《中國即將崩潰》,從中國法律與金融體制的破敗,預言中國政權會被其他勢力推翻;Bruce Gilley的民主化理論認為中國已俱備民主轉型的條件,屆時領導中的改革派將和支持民眾結合 ,推動政治改革;新保守/威權主義則側重中國政權的威權性與現代化關係;裴敏欣(Pei, Minxin)在《落入陷阱的轉型》則強調,國家治理能力的不足,將使中國陷入「局部改革均衡」的風險。


黎安友尤其對裴敏欣提出批評,認為他錯誤地假設中國會走向全面市場化、西方式民主化的道路。他認為把這兩個概念平行移植到中國脈落下,是不太妥當的。一來這兩個概念在理論上都有學者提出修正及爭辯;二來實際上,在中國市場力量是被控制的,國有企業的續存是經過朱、溫等經濟改革者去蕪存菁,好在市場上歷練茁壯,目前也沒有證據顯示,政治精英有人願意因改革,而讓黨外人士有機會挑戰共產黨權力。


有趣的是,章家敦及裴敏欣觀察到的許多現象是真實、正確的,但黎安友覺得他們只看到一部分,忽略了事實上中共正著手改進他們提到的許多問題,例如,裴敏欣在書中列舉的種種事例,其實都是中共公開發行的媒體所報導,這些媒體一方面替國家蒐集新問題的資訊,另一方面對其他幹部有警示作用,也是向民眾表示黨有在做事、捉人。根據這樣的經驗現實,黎安友提出了「韌性威權」,中共政權能在變化中調適,逐步糾正治理的缺失,來鞏固其政權的正當性。1


韌性威權的正當性與鞏固:官民同心?


那麼,中共政權的正當性又從何而來?黎安友比較東亞八個政體的「政治文化」,其核心命題是「民主鞏固」,來觀察中國民眾是如何看待中共政權。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中國民眾雖對政府在經濟表現上持高度肯定,但批評經濟不平等和腐敗問題。作者發現,相較於他國,民眾較少認知到中央層級的腐敗,這不表示中央高層貪腐不嚴重,而是因為受訪的基層民眾對中央腐敗較缺乏切身之痛;再者,中國媒體報導官員貪腐新聞的同時,也彰顯黨在懲戒這些害群之馬。中國民眾的這種認知必然有助於政權的穩定。2、3


和黎安友本身研究有關係的,是本調查報告的兩組價值觀:「傳統的社會價值觀」、「民主價值觀」。前者以九個問題代表具主導性的東亞價值觀,例如集體與個人利益、以和為貴、長幼有序、尊重權威等;而後者以八個完全不用到民主這個字眼的問題,測量受訪者的對核心民主觀念的態度,這組觀念涵蓋了政治自由、公眾責任、政治多元化、分權。調查顯示傳統社會價值觀和民主價值觀呈獻現負相關,在亞洲國家大體皆如此。


在中國,大部份民眾持傳統價值觀,較少人持民主價值觀,黎安友因此提出這樣的假說:傳統社會價值觀因為兩個相互支援的理由而易於支持威權政體。第一、他們傾向於敬畏權威,二、他們肯定威權強調的避免衝突和集體主義。中國民眾的價值觀相較於其他各政體,更傾向支持威權政體。4


中國這樣的韌性威權政體又是如何鞏固?黎安友從精英政治談起。因繼承產生的衝突向來是威權政體的危機時刻,但近年來繼承已逐漸制度化,幹部退休程序化,長老一個個退休或死去,自鄧小平之後,沒有領導指定繼承人,代以行政、技術官僚的升遷機制穩定培養出新一代接班人;派系政治自江澤民以來已弱化,向個人效忠的恩庇-侍從關係仍然存在,但已不是政治升遷的決定性因素,要往上爬必須有實績及多重網絡。


美中沒有根本利益衝突


穩定並有正當性的中國政權,對霸主美國有什麼影響?中國的崛起和美國的基本利益有沒有衝突?黎安友認為,除了特定政策需要調整,基本上中國和美國(或西方)沒有存在根本的利益衝突。


首先,作者分四環來分析中國的安全利益,分別是內部、鄰國、區域及全球四環。從後三環來看,中國的外交政策,基本上以協調、合作,避免直接衝突為主,除了中日關係因地緣政治帶來的根本衝突,中國與鄰國和睦共處居多,領土糾紛也已逐漸解決;中國希望在區域範圍(如中東、東南亞、東北亞)內增加影響力,其影響力也確實增加,但它仍無法減低其他國家的影響力;在全球性的安全利益,黎安友認為中國並沒有在這一環延伸其武力,它販賣武器,但是在逐漸遵從反核武擴散條約的背景下進行,更重要的是,中國並沒有明顯或可預見的策略取代美國作為海上交通線的監管者,除非中國擁有美國的絕對優勢,它在第四環只能採取外交手段,如此一來只能運用合作的方式。5


美國在這四環的利益是否和中國衝突?黎安友主張,中美雙方的利益是可以妥協的,美國應該容忍中國的崛起,而不是尋求反對或限制它。就第一環內部安全,歷屆美國總統都說中國的繁榮與穩定是符合美國利益的,穩定而專制的中國在某些方面是符合當前的美國利益;就第二、三環來看,中國與各國衝突都不符合美國的利益,中俄合作可能造成美國外交上的不便,但不至於威脅美國利益,因為兩國加起來也無法對美國利益形成軍事威脅。


在全球利益方面,中美兩國已經藉由經濟在全球議題上交織在一起,共榮共存。經濟永遠是競爭與合作的遊戲,保障和提升這個交換體系是大家共同的利益;然而,在利潤分配上又存在著競爭。因此,一旦雙方在經濟上越活躍,就會有更多的衝突,然而這些衝突受限於一個日益強大的共同利益。6


在這一部分的討論最後,黎安友提出一個「如果」的問題:如果美國江河日下,中國稱霸世界,那又可能是什麼光景?他認為,中國會先致力於建立南中國海的海軍優勢,它的安全需求就能獲得相當滿足,但在此之後就不會有進一步動作。審視中國的外交政策,他想取得鄰國順從,獲得經濟利益和政治影響力,但不想佔領土地、引發國際恐慌。換言之,假如中國未來成為霸權,它可能很像美國霸權-在國際制度的框架下行使間接的權力。在這個意義上,即使一個崛起的中國也會「制度化地」成為一個「維持現狀的強權」。


回到第一環「內部」來看,對中國來說,台灣是屬於第一環的問題,台灣是唯一一塊中國享有主權的權利不被國際行為者爭議,但也從未享受過領土權威的地區。兩岸關係如此複雜、隱晦多變,在這場角力,中美台三方行動者到底在想什麼,又據此做了些什麼、錯了什麼,就是下一個黎安友要闡明的疑團。


to be continued...

★第二部分可參考從極權統治到韌性威權-中國政治變遷之路 2-2


 


1 詳細分析可參考《當代中國研究通訊》第7期

粗體字是我自己加的。以下段落如有黑體加粗字都是我認為重要,而特別以粗體字凸顯。


2 此調查結果出自的研究計劃《東亞晴雨表:民主化和價值觀變化的比較調查》,於2001~2003調查東亞8個政體,分別是日本、台灣、菲律賓、南韓、泰國、蒙古、香港、中國,此調查由國立台灣大學和中央研究院朱雲漢教授所主持。本書引用的調查結果還是初步階段,未來會依統計方法做近一步修正。


3 有趣的是,中國人民非常「滿意我國民主運作的方式」,這看起來奇怪,因為中國並非我們認知的民主國家,但他們認為其政權是「社會主義民主」政體,因此對受訪者來說這個問題是合理的,而調查顯示79%回答滿意和十分滿意。

 

4 本段直接引自書p39。


5 黎安友不認為「文化因素」是中日關係緊繃的原因。他認為,從地緣戰略來看,兩個強國比鄰而居,安全範圍也相互重疊,兩國的防衛能力又旗鼓相當,沒有誰佔有絕對優勢,這在根本上造成兩國的緊張,進而成為中日文化問題和民族情感的根源。

 

6 本段直接引自書p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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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悄悄話
  • 阿楨
  •     威權主義:邏輯邪37/66

    在這啥權威都已不存在的後現代民粹時代
    還奢談什麼威權主義(authoritarianism)
    會被霉體銘手酩嘴政剋/邪者磚家叫獸
    尤其鄉民屌絲憤青糞青噴子所嘲笑

    屎上最無情無義的阿楨屍哲,還會依理性專業事實,來戲(謔評)論上述理盲又濫情者如下呢:

      政治行為論認為政治現代化就是要從傳統社會發展到現代社會,其間因結構分化、次級體系的自主性、和文化的世俗化;大眾參與的擴張、政治系統能力增強、政治組識結構化、功能專業化;都市化和工業化提供了公平的財富分配、龐大的大眾、高識字率、普及的教育和高效率的政府;開放的現代性格,所以有了穩定的民主政治發展。
      上述到Huntington的《轉變中社會的秩序》(1968)有了決定性的轉變。杭氏研究主題是政治衰退而非政治發展。衰退之因在社會變遷太快,而政治制度發展又太慢。於是現代化(含都市化、識字率、教育、工業化、大眾傳播)喚起了人民的政治意識,腐蝕了傳統政治權威和制度的根基,使建立新且合法有效的政治組識和制度,變得複雜且艱難,結果政治不安和紊亂。
      杭氏論斷獲得三個時代和三組對照之證實(廿世紀6、70年代政變內戰頻繁的第三世界vs威權統治的亞洲四小龍;廿世紀8、9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下社政經軍皆崩解的蘇東vs集權統治下社政經軍皆穩定的中共;廿一世紀初第四波民主化下政變內戰頻繁的中東vs威權統治下崛起的中國)。但吾人不要誤以為杭氏是個前後一致的學者,冷戰後,在《第三波》時他樂觀地認為應在非西方地區推動民主,但到《文明衝突論》時則悲觀地認為不可,而只能遏制儒家文明(中共)與回教文明(中東、東南亞)、以保護西方民主及耶教文明。凡此種種可知,杭氏其實是美國主義者,之前有見於美國盟友大多因急於現代化而陷於紊亂,相對地社會主義國家則穩定,為美國利益故強調秩序。冷戰之後,民主自由的要求瓦解了蘇東,繼經濟現代化後民主化有成的台灣和南韓等,又成為杭氏用以對付中共、北韓、新加坡等對美帝不滿者的棋子。由此可知後進國一定要從自己出發,找到適合自己可大可久的發展之道,而非隨著他人節拍起舞,不然將亡國!
      當然政治制度建立應具備適應性、繁複性,自主性、和凝結性,別因太過於重視秩序和衰退,而忽略了表面看來秩序良好、凝結力高的國家如共產和伊斯蘭國家,其危機正是太過極權僵化,以致問題爆發,結構即瓦解。這也是新加坡和中共的威權統治能否像台韓轉型到民主而又不陷民粹之關鍵!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uj/post/132843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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