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剛 （原刊載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58期編輯室報告，2005年6月）
歷史常常是跳著走的，而且不知道它何時要跳。世上有那麼多的學者專家，沒有人預測過上世紀八０年代末會發生前蘇聯與東歐之變局，以及那個變局的戲劇化形式。台灣有那麼多專家學者，也沒人預測過在今年春天連宋二人相繼訪問中國大陸這一事件所徵候的兩岸新局。特別是連戰，及其所代表的中國國民黨，更是鹹魚翻身，一掃顢頇老大形象，一時之間竟躍身為時代弄潮兒。
學者與文化人既無從預測，於是評論紛紛，這其中尤以龍應台女士的評論文字最具行銷力。
這個發生在今年春天的事件，十年後觀之，它的意義為何，可能也不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因為今天所發生的事件，還將要被很多的力量解釋與推擠，而其中，屬於知識份子所能影響的範圍確實有限。但儘管如此，知識份子的職責所在還是要對這個走向提出有立場的解釋。基本上，我們認為連宋的大陸行是重要的一步，有多重的意義。首先，這是解消冷戰架構的重要進步，國民黨與共產黨在相互對待上，走出內戰與冷戰的敵對思維，開始進行對話。這對於不僅是兩岸，也對區域和平做出了貢獻。其次，我們認為這不應僅僅是政黨之間和解的肇端，更是台灣人民與中國大陸人民之間關於和平與溝通的共同需求的外在展現。這中間當然有資本的利益，但人民惡戰、避戰的和平欲求是更重要的因素。國民黨在這個層次上反映了台灣的主流民意，也將帶領民進黨的走向，這由後者轉換口徑，承認中華民國為最大公約數之事可以略窺一二。第三、儘管表面上二者都在技巧地操弄中國人身份修辭，但他們卻也弔詭地參與了由李登輝擔任首任工程師的國族打造工程，只不過今日是以中華民國之名行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老對立形式正以一種新的內容在進行。這是一種歷史的反祖性，弔詭地將台灣拉回兩蔣時期的「中華民國」正朔，差別是如今有民眾正當性基礎，在所謂「族群多元，國家一體」的「中華民國」之下，藍與綠的對立將被解除動力。但這樣一個國族打造的工程在全球地緣政治上將有何命運，則並不很清楚，也似乎另蘊危機，特別是當它牽連到美國和日本在兩岸敵對關係中的利益。冷戰的解除與再度冷戰化，是矛盾並存的兩種可能。
因此，連宋訪問大陸這一事實所散發出的訊息是具有矛盾性質的。腳熱情地往前踏出和解的一大步，但手卻更冰冷地藏在背後。冷戰以來，由於東西陣營的對抗，以及兩岸的對立隔閡，所形成的深度文化與價值壁壘，在兩岸各據一方時無從展現，反而是當兩岸越要開始接觸時，這個藏在水面下的壁壘往上浮現的驅力也就越大。這是我們為什麼要在此分析龍女士關於兩岸關係言論的原因，因為它是一個足以彰顯這個壁壘的重要個案。
五月下旬，在重要歷史時機上永不缺席的知名文化評論家龍應台女士，再度發表長文〈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觀連宋訪問大陸有感〉，在北京中國青年報發表，中國時報同步刊出。龍女士以其一貫的感性筆調，對中國大陸讀者娓娓道來她所理解的台灣。在文章中，龍女士沒有忘記提及「野火」那本書，並不避自舉地將之定位為台灣當代史的分水嶺；野火之前如何，野火之後如何。「野火」二十年後，龍女士以中國讀者為對象，或許是希望在中國這塊她心目中的「前野火」之地，燃起野火。龍女士撫今追昔，為之躊躇四顧地向大陸讀者報導「野火」的燦爛啟蒙企業：『「野火」書出，一九八五年的台灣為之燃燒，二十一天之內經過二十四次印刷。』
龍女士的這篇文章想要在中國大陸怎麼描繪台灣，想要燎起什麼論述效果，我們的確也不掩在意，但無由過問──畢竟任何人都有資格寫一篇紹介台灣文明奇蹟的當代版「馬可孛羅東遊記」。但是這篇文章並不是只在中國大陸發表，也同時在台灣發表，這就讓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從台灣公開批評龍女士的論述對台灣社會，以及兩岸關係，會產生何種可能影響。首先必須強調的是，她如何理解台灣，是深刻關連到她如何理解大陸，並關連到如何理解兩岸關係的。我們的基本觀點是：冷戰時期美國的現代化意識形態形塑了龍女士理解台灣（以及世界）的框架，並傲慢地用此一框架衡量中國大陸，這使得「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了兩種文明，之間有不可跨越的文化壁壘。這個冷戰的、現代化意識形態的心態結構，無論對兩岸的真正和解，或是台灣社會內部的正義發展都是有害的。
首先，我們來看看龍女士是如何再現台灣。龍女士的基本論點是建立在一種歷史終結論上頭。任何「前現代的」、「專制的」、「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的」（不管是上述哪一種）政權或社會形態，經過人們的奮鬥，最後都將駛抵歷史的終站，在那兒，人們享受自由與均富，並尊重多元性，而所謂多元性，就是人們不再相信偉大的、壯美的口號或主義，只是現實地生活，包容不同的觀點與生活方式；儘管眾聲喧嘩，強過定於一尊。龍女士以一種庸俗化的實用主義民主觀說：民主不過是生活方式，「落實在茶米油鹽生活」。所以，台灣的民主地景應如下：沒人撐死，沒人餓死，每個人當他自己，也不妨礙別人當別人自己。
這幅個人主義的、享樂主義的、歷史終結論的地景不能說壞，但好像缺少了些什麼重要東西，而且有些陰影地帶好像也不完全這樣。以這樣的方式論列台灣社會，似乎是採遠鏡頭、採低標準。首先，路無凍死骨並不等於社會正義，正義是相對於特定歷史條件的；長期以來台灣社會裡原住民的生存條件，以及近十餘年來台灣社會對跨國遷移勞工的剝削與歧視，以及近年來台灣社會日益加深的貧富差距，以及現今已是經常性的而且被高度低估的百分之五失業率…。面對這些，難道還容許我們對「均富」自我慶功嗎？
其次，眾聲喧嘩並不等於自省的對多元認同的包容。長期被國家、家庭、市場與媒體葛藤纏繞，充滿無力感的台灣一般大眾，因無從獲得公共論述與集體行動的力量，從而在面對歷史的進行時就成為被動的旁觀者，而旁觀者的併發症就是令人喪氣的、犬儒的眾聲喧嘩、無可無不可。這樣一種躁鬱的文化官能症，卻被龍女士完全正面解讀，成為台灣人的包容與智慧。但是，難道還需要提醒，在這個表面的「無可無不可」的眾聲喧嘩之下，有一條大黑線，那就是越來越被污名的「中國人」身份，以及許許多多條的小黑線，那就是各種沒有公民身份或外於公民身份的身份污名，例如「外勞」、「外籍新娘」、「大陸妹」、以及同性戀者。在最近那樁具有獵殺女巫性質的「夏禕事件」中，我們完全感受不到龍女士所標榜的「敘述多版本」，及其遊戲規則：「他必須容忍別人的敘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敘述被容忍。」龍女士何其樂觀、何其偏擇耶！但這種樂觀讓我們不得不嚴肅的思考知識人、文化人的社會角色到底是認同、肯定，還是反省、批判？
美國的社群主義學者Michael Walzer ，算是非常愛國愛鄉的一位學者，但是他在論及社會正義時，也會以自我批評的方式來愛國愛鄉，他提出了所謂的「政治正義原則」，指出任何自稱是民主的國度都必須符合一個正義原則，才有資格自稱民主，這個原則即是，任何人，只要在當地的經濟體制勞動工作，只要受制於當地的法律，就應該有充分的公民權，參與到對這些影響他們的經濟決策與法律的「持續性同意」。因此，任何民主體制除了讓境外的勞動者入境工作外，還要給人家第二道允許，即公民權的授與。因此，對於世界上很多所謂的民主國家，只讓移勞進來打工，但不打算給人家公民權，那這個政治社群就不是民主的，而是一種軟性的種性制度，因為把人分成兩種，自己人與外邦人，後者服務於並受制於前者。那麼，儘管自己人之間也許是平等的、均富的、自由的、多元認同的，但這個體制的特色絕不在平等與多元，而在專制統治。那暴君是誰呢？當然就是我們這些有身份的公民，Walzer稱之為「公民─暴君體」。在台灣，我和龍女士都屬於這一體。在東亞區域，龍女士和我和北京市民、上海市民也都屬於這一體。
那龍女士為何選擇放棄知識份子的批判角色，寧可選擇對台灣霧裡看花呢？那難免讓人覺得是為了取得面對中國讀者的高姿態，而進行的策略性修辭。但龍女士可曾想到，台灣為妳的感性的、便宜的、策略的修辭所付出的代價是什麼？是各種爭取社會正義與激進多元認同的人群的反挫與內傷：台灣都這麼好了，你們這不是庸人自擾且擾人嗎？！對於這些人群，龍女士似乎是不願置一詞的。在她的心目中，台灣近二、三十年的變遷，只是少數菁英的努力結果，不論在「野火之前」還是在「野火之後」。
和「歌頌台灣」一體兩面的卻是一個包裝精美的對「中國」的深刻不屑──龍女士的這一面是很多「泛綠」朋友所無法或拒絕體會的。龍女士這篇文章，如果反讀，其實是對台灣人民介紹「你不能不知道的中國」，而這個「中國」的歷史是一個大跳躍，從幽雅古典的「書法、詩詞與老莊」中國，直接跳到今日極其不雅馴的中國，其特徵為：非（或是）反自由主義、「極其嚴重的拆遷和土地剝削問題」、以及『「和平崛起」後面所隱藏的巨大的貧富不均』。這樣的中國想像，其實是和台灣的主流中國想像（不分藍綠）是一致的。這個想像的確是有事實基礎，但卻極其貧瘠，對中國人民在近現代歷程中的各種努力、想像、理想、與實踐沒有一點同情，因此對於這些理想與實踐的失敗沒有一點共感，非僅如此，還逕行判決這些理想與實踐都是「大敘述」，從而都是反民主的。
今天(2005/5/30)中國時報已經冒出了「連宋龍」這一個複合詞，說「連宋龍登陸中國，掀起台灣熱」。但在此，我們必須公道地說，連和宋龍應該還是有差別的。連有近現代史意識，能夠上下一百年談北大、談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把「台灣的成就」和廣義的中國近現代史關連起來，而龍女士則將台灣的「成就」內鎖於台灣，歸功於「野火之前」的知識份子（從賴和到陳映真），野火，以及野火之後的黨外與民進黨。這樣一個史觀，除了大膽的自戀外，還有兩大問題，一，延續內戰與冷戰思維，把台灣孤立於中國的近現代史之外；二，把陳映真這般苦心孤詣的理想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的奮鬥，以及畢生對於現代化意識形態的批判，馴化於龍女士的現代化地景的獸檻中。如果龍女士能這樣肯定陳映真，為何不能移情地也能同情在中國的近現代歷程中，多少和陳映真相類的靈魂，在龍女士所否定的「大敘述」裡進行艱苦的、散發人性光輝的、令人尊敬的奮鬥與實驗？
對龍女士的靜態的、享樂主義的、現代化派的多元文化觀，我們深不以為然的另一原因在於她論述的方式正好落入她自己曾經批評的「沙文主義」窠臼：以一個負面他者為對照，對自身進行肯定。這無論如何不是一個開放的、進取的、包容的多元文化觀。多元認同不是對既存認同與價值作永恆消費，而是要從他者（甚至是你的敵人）那裡學習到新的價值。對龍女士而言，「中國」，除了「書法、詩詞、老莊」的古典之外，越走到近現代越乏善可陳，甚且是一個退化。不客氣地說，這多麼像是近代日本右翼對「中國」的立場啊！龍女士透過對於中國的這種俯拾即是的現代化派刻板印象，而取得對台灣的自我恭賀姿態──所謂「萬千支流，小溪潺潺，得來不易」──不但沒法對既有的各種價值與認同提出批判，只能永恆地沈迷於眾聲喧嘩，五色令人目盲，而無法提出批判的基礎。瓦解批判的基礎，也就是瓦解進步的可能，以及對於社會運動的無情傷害，最後刨掉了民主的生機。龍女士在盡力瓦解大敘事的同時，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丟棄了，嬰兒，不待言，自然是那改變現狀的所有可能性，包含了烏托邦的想像。因為有嬰兒，歷史才不會終結，社會才會「改變」。龍女士把連宋當成「理想家」（相對於未指名的「大說謊家」），正好說明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缺乏理想，二十年前反戒嚴體制時空下的「野火」，現已成為中華民國號的「鍋爐火」──這是你不能不知道的龍應台。野火總還有亂竄的想頭，鍋爐火則是被馴化的火，只能和茶米油鹽並列在一塊兒，慢慢把船帶到那個明確的終點而已。龍女士最不可能在這篇文章裡談到的是「理想」二字，但她也還是拿來就談了，而且是在不對的時刻，不對的地方。
龍女士要湊上來談均富這個理想，也很好啊！但為什麼她以前不談，也不在台灣談，也從不對「均富」的惡化提出過原則性批評，但現在卻到中國大陸談均富？曾經，在台灣的發展經驗中，的確可以引以為傲的是，相對於中南美，台灣的經濟成長並沒有伴隨惡質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均。但是在這些年來，台灣的相對「均富」已經急速惡化之時，龍女士不對它提出警訊與批評，反而像天真的富家子，不知家道中落，還在外頭誇富一般，對著大陸大談台灣的「均富」。這個姿態其實可能只是對中國崛起的焦慮：畢竟中國你也富起來了，但是你的「富」，富而不均，不如我台灣的「富」，富而均，富而好禮。這樣的以均富為理想的氣度很好，但可惜沒有歷史感，也不符合現實。我們只要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4期，美國學者博格的文章的數字，就可以把該說的說清楚了：
按照世界銀行的固定國際貧窮線（每人每年＄392.88 PPP 1983），生活在這條線之下的人數，1998年比1987年還多──其中包括了中國大陸遽減百分之三十（從1987年的三億零三百三十八萬人，降到1998年的二億一千三百十七萬人），和世界其他地方增加了可觀的百分之十二（從1987年的八億七千九百八十一萬人，增加到1998年的九億八千五百七十一萬人）。
其實，真正有氣度的批評矛頭應該指向的是，以美國為首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是它在近二十多年來造成了民族國家範圍與世界範圍內的貧富不均惡化。但龍女士不曾就此批評美國，畢竟因為美國在現代化道路的終點，是西天；美國的霸權不存，現代化意識形態竟將焉附？龍女士是一個現代化派，現代化意識形態是她隱而不宣的「大敘事」，拿來污名化作為一個理念的中國。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這是龍女士的判斷，但理由不是民族主義的，而是現代化意識形態的。龍女士說，台灣縱然有種種問題，但難道，她急切地說，您還看不出來「台灣人本來就還在現代化的半路上」嗎？中國和台灣將永遠你是你，我是我，除非中國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來。她雖然指出，（也許相對於美國、德國），台灣還在現代化的半路上，但她顯然有點過於滿意於半路的風景（例如智障兒端出咖啡給等待洽公的你，中庭遇到市長可以索求簽名，可以在華燈初上時與三千台北人在國父紀念館觀賞紅燈記──這，我必須說，哪是台灣！其實只是「你不能不知道的台北東區」），而大有不想走下去的樣子，何況停下來還可以回過頭，對著遠處的、岐路上的中國呼喚。「中國」讓龍女士得以重新振奮，得以重燃野火。
龍女士因而是從一種文明的高度來俯瞰中國──以及台灣。這個高度在哪兒呢？似乎是她心目中的西方（美國？德國？）吧！能不是嗎？龍女士因而是最初的現代化意識形態主要推手之一杭亭頓(Huntington, Samuel)的「文明衝突論」的華裔繼承者，背負了更沈重的、更複雜的高等華人的自責、羞恥與憤怒，輾轉於古典故國之思與對今日不材之恨的兩極之間，但她的位置始終是游移的。她被濃重的道德感所支撐，把所接受到的批評對話當作她的苦行，把她自己選擇的流動當作放逐。「中國」這是她的試煉、她的救贖，與她的負擔，她已經救贖了一個中國了（名曰中華民國），把它安頓在中途之家，旋即趕往救贖另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在現代化承平世界中終不成正果的截教，一個喪失典雅的古老東方。龍女士戴起盔甲，迎向這個大風車。
龍女士的道德心理位置是西化高等華人，但就兩岸之間實際的政治意義而言，龍女士不得不是個徹頭徹尾的中華民國派，是一個超世俗化、現實主義的、以及文明主義的民族主義者。這樣的一個「中華民國」，我們認為並沒有解決問題，因為這個中華民國的理念仍然是連續於過去的內戰與冷戰思維，並和「近現代中國」處於刻意的、意識形態的、因而是反歷史的脫勾狀態。以對立於「中國」為自我定義的「中華民國」，仍然受限於霍布斯式國家的古老格局，無法進行真正的區域的和解。「中華民國」這個浮現中的主流，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化解了藍和綠，但並沒有超克藍綠，而是攪拌藍綠。關於這個主流的浮現，我們並不唱和，而是小心翼翼地以批判的態度對待。我們並不認為現在的情勢，和二００三年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以編委會之名發表「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民主左派論述的初構」的宣言時，有真正清楚的突破性變化，雖然戰雲暫時轉淡，但隨時可以重捲，因為結構條件仍在。令我們憂心的是，台灣社會的批判的公共論述並沒有深化與普及的跡象，人民關於他們的焦慮與痛苦（與茶米油鹽有關或無關）的失語狀態並沒有改善，而菁英依然敏於花腔的修辭，拙於探求社會的真實。龍女士所強調的消極個人自由並非沒有價值，它當然是台灣經驗的一個成就，但顯然對批判的公共領域的開展並無助益。
以上是就龍女士的「理路」（包括發言位置）所進行的批評，但這畢竟非其所長。龍女士，首先與最後，還是一個「文化人」，一個書寫感性文章、召喚認同、導引情緒的人。但弔詭的是，這種文人身份，恰恰是她所批判的中國傳統裡最悠久綿延的傳統之一，不做調查、不講理論，只是舞動其生花妙筆──文人士大夫也。這樣的書寫，可以無害地作為茶餘談資，但就社會的、歷史的層次來說，一個社會裡如果佔主導位置的言說模式是這般的話，那則是值得深切注意的，因為知識份子文化人的「實踐」只是在鼓動情緒、召喚認同。
龍女士極有才情、極有策略地，以「紅燈記」在台北上演的側錄作為文章的開場白，描繪出「中華民國人」的群像：冷靜、怡然、篤定、包容、尊重、幽雅…。這些或許都是事實，而我也的確也相信龍女士的目睹報導基本為真，但是以這樣的一種文字來向大陸讀者介紹「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的真正問題所在，不是在修辭美文、不是在印象派寫作、不是在選擇性認識，而是書寫者到底要和讀者建立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是要人們進入到妳所設定的情緒網罟裡，進行感動與認同消費呢？還是藉由對話，深化整體社會的理解、提問與批判能力？
「中華民國認同」的浮現，對於兩岸人民的和解究竟是否有益，我們不敢過於樂觀。但要做的事還是要做，我們認為知識份子首先應當反省自身的狹隘在地本位，至少要致力對區域發言，以區域的批判知識份子自居。區域主義的左派(regionalist left)應是最起碼的立場。我們不同意於龍女士的，最終還是在於她雖然在區域間說話，但並沒有促進區域間的對話，反而以一種弔詭的修辭，增設了區域間的壁壘。
這是台社第五十八期的編按。本期編按因為主編徐進鈺在編輯一切就緒，準備出刊前，身體違和，因恐耽誤出刊，而囑本人代為撰寫編按，並建議或許可就近來的時勢發展作評論，因此有了此一不規格編按。本期台社非常緊湊精彩，四篇正式論文之外，還有各種文類，以不同方式探討了很多重要問題，其中，「亞洲華人文化論壇」的多篇文章，以及針對佩里‧安德生的「回應與討論」，更是台社近年來一系列站在區域左派進行論述的位置展現。
歷史常常是跳著走的，而且不知道它何時要跳。世上有那麼多的學者專家，沒有人預測過上世紀八０年代末會發生前蘇聯與東歐之變局，以及那個變局的戲劇化形式。台灣有那麼多專家學者，也沒人預測過在今年春天連宋二人相繼訪問中國大陸這一事件所徵候的兩岸新局。特別是連戰，及其所代表的中國國民黨，更是鹹魚翻身，一掃顢頇老大形象，一時之間竟躍身為時代弄潮兒。
學者與文化人既無從預測，於是評論紛紛，這其中尤以龍應台女士的評論文字最具行銷力。
這個發生在今年春天的事件，十年後觀之，它的意義為何，可能也不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因為今天所發生的事件，還將要被很多的力量解釋與推擠，而其中，屬於知識份子所能影響的範圍確實有限。但儘管如此，知識份子的職責所在還是要對這個走向提出有立場的解釋。基本上，我們認為連宋的大陸行是重要的一步，有多重的意義。首先，這是解消冷戰架構的重要進步，國民黨與共產黨在相互對待上，走出內戰與冷戰的敵對思維，開始進行對話。這對於不僅是兩岸，也對區域和平做出了貢獻。其次，我們認為這不應僅僅是政黨之間和解的肇端，更是台灣人民與中國大陸人民之間關於和平與溝通的共同需求的外在展現。這中間當然有資本的利益，但人民惡戰、避戰的和平欲求是更重要的因素。國民黨在這個層次上反映了台灣的主流民意，也將帶領民進黨的走向，這由後者轉換口徑，承認中華民國為最大公約數之事可以略窺一二。第三、儘管表面上二者都在技巧地操弄中國人身份修辭，但他們卻也弔詭地參與了由李登輝擔任首任工程師的國族打造工程，只不過今日是以中華民國之名行之。「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老對立形式正以一種新的內容在進行。這是一種歷史的反祖性，弔詭地將台灣拉回兩蔣時期的「中華民國」正朔，差別是如今有民眾正當性基礎，在所謂「族群多元，國家一體」的「中華民國」之下，藍與綠的對立將被解除動力。但這樣一個國族打造的工程在全球地緣政治上將有何命運，則並不很清楚，也似乎另蘊危機，特別是當它牽連到美國和日本在兩岸敵對關係中的利益。冷戰的解除與再度冷戰化，是矛盾並存的兩種可能。
因此，連宋訪問大陸這一事實所散發出的訊息是具有矛盾性質的。腳熱情地往前踏出和解的一大步，但手卻更冰冷地藏在背後。冷戰以來，由於東西陣營的對抗，以及兩岸的對立隔閡，所形成的深度文化與價值壁壘，在兩岸各據一方時無從展現，反而是當兩岸越要開始接觸時，這個藏在水面下的壁壘往上浮現的驅力也就越大。這是我們為什麼要在此分析龍女士關於兩岸關係言論的原因，因為它是一個足以彰顯這個壁壘的重要個案。
五月下旬，在重要歷史時機上永不缺席的知名文化評論家龍應台女士，再度發表長文〈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觀連宋訪問大陸有感〉，在北京中國青年報發表，中國時報同步刊出。龍女士以其一貫的感性筆調，對中國大陸讀者娓娓道來她所理解的台灣。在文章中，龍女士沒有忘記提及「野火」那本書，並不避自舉地將之定位為台灣當代史的分水嶺；野火之前如何，野火之後如何。「野火」二十年後，龍女士以中國讀者為對象，或許是希望在中國這塊她心目中的「前野火」之地，燃起野火。龍女士撫今追昔，為之躊躇四顧地向大陸讀者報導「野火」的燦爛啟蒙企業：『「野火」書出，一九八五年的台灣為之燃燒，二十一天之內經過二十四次印刷。』
龍女士的這篇文章想要在中國大陸怎麼描繪台灣，想要燎起什麼論述效果，我們的確也不掩在意，但無由過問──畢竟任何人都有資格寫一篇紹介台灣文明奇蹟的當代版「馬可孛羅東遊記」。但是這篇文章並不是只在中國大陸發表，也同時在台灣發表，這就讓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從台灣公開批評龍女士的論述對台灣社會，以及兩岸關係，會產生何種可能影響。首先必須強調的是，她如何理解台灣，是深刻關連到她如何理解大陸，並關連到如何理解兩岸關係的。我們的基本觀點是：冷戰時期美國的現代化意識形態形塑了龍女士理解台灣（以及世界）的框架，並傲慢地用此一框架衡量中國大陸，這使得「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了兩種文明，之間有不可跨越的文化壁壘。這個冷戰的、現代化意識形態的心態結構，無論對兩岸的真正和解，或是台灣社會內部的正義發展都是有害的。
首先，我們來看看龍女士是如何再現台灣。龍女士的基本論點是建立在一種歷史終結論上頭。任何「前現代的」、「專制的」、「集體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的」（不管是上述哪一種）政權或社會形態，經過人們的奮鬥，最後都將駛抵歷史的終站，在那兒，人們享受自由與均富，並尊重多元性，而所謂多元性，就是人們不再相信偉大的、壯美的口號或主義，只是現實地生活，包容不同的觀點與生活方式；儘管眾聲喧嘩，強過定於一尊。龍女士以一種庸俗化的實用主義民主觀說：民主不過是生活方式，「落實在茶米油鹽生活」。所以，台灣的民主地景應如下：沒人撐死，沒人餓死，每個人當他自己，也不妨礙別人當別人自己。
這幅個人主義的、享樂主義的、歷史終結論的地景不能說壞，但好像缺少了些什麼重要東西，而且有些陰影地帶好像也不完全這樣。以這樣的方式論列台灣社會，似乎是採遠鏡頭、採低標準。首先，路無凍死骨並不等於社會正義，正義是相對於特定歷史條件的；長期以來台灣社會裡原住民的生存條件，以及近十餘年來台灣社會對跨國遷移勞工的剝削與歧視，以及近年來台灣社會日益加深的貧富差距，以及現今已是經常性的而且被高度低估的百分之五失業率…。面對這些，難道還容許我們對「均富」自我慶功嗎？
其次，眾聲喧嘩並不等於自省的對多元認同的包容。長期被國家、家庭、市場與媒體葛藤纏繞，充滿無力感的台灣一般大眾，因無從獲得公共論述與集體行動的力量，從而在面對歷史的進行時就成為被動的旁觀者，而旁觀者的併發症就是令人喪氣的、犬儒的眾聲喧嘩、無可無不可。這樣一種躁鬱的文化官能症，卻被龍女士完全正面解讀，成為台灣人的包容與智慧。但是，難道還需要提醒，在這個表面的「無可無不可」的眾聲喧嘩之下，有一條大黑線，那就是越來越被污名的「中國人」身份，以及許許多多條的小黑線，那就是各種沒有公民身份或外於公民身份的身份污名，例如「外勞」、「外籍新娘」、「大陸妹」、以及同性戀者。在最近那樁具有獵殺女巫性質的「夏禕事件」中，我們完全感受不到龍女士所標榜的「敘述多版本」，及其遊戲規則：「他必須容忍別人的敘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敘述被容忍。」龍女士何其樂觀、何其偏擇耶！但這種樂觀讓我們不得不嚴肅的思考知識人、文化人的社會角色到底是認同、肯定，還是反省、批判？
美國的社群主義學者Michael Walzer ，算是非常愛國愛鄉的一位學者，但是他在論及社會正義時，也會以自我批評的方式來愛國愛鄉，他提出了所謂的「政治正義原則」，指出任何自稱是民主的國度都必須符合一個正義原則，才有資格自稱民主，這個原則即是，任何人，只要在當地的經濟體制勞動工作，只要受制於當地的法律，就應該有充分的公民權，參與到對這些影響他們的經濟決策與法律的「持續性同意」。因此，任何民主體制除了讓境外的勞動者入境工作外，還要給人家第二道允許，即公民權的授與。因此，對於世界上很多所謂的民主國家，只讓移勞進來打工，但不打算給人家公民權，那這個政治社群就不是民主的，而是一種軟性的種性制度，因為把人分成兩種，自己人與外邦人，後者服務於並受制於前者。那麼，儘管自己人之間也許是平等的、均富的、自由的、多元認同的，但這個體制的特色絕不在平等與多元，而在專制統治。那暴君是誰呢？當然就是我們這些有身份的公民，Walzer稱之為「公民─暴君體」。在台灣，我和龍女士都屬於這一體。在東亞區域，龍女士和我和北京市民、上海市民也都屬於這一體。
那龍女士為何選擇放棄知識份子的批判角色，寧可選擇對台灣霧裡看花呢？那難免讓人覺得是為了取得面對中國讀者的高姿態，而進行的策略性修辭。但龍女士可曾想到，台灣為妳的感性的、便宜的、策略的修辭所付出的代價是什麼？是各種爭取社會正義與激進多元認同的人群的反挫與內傷：台灣都這麼好了，你們這不是庸人自擾且擾人嗎？！對於這些人群，龍女士似乎是不願置一詞的。在她的心目中，台灣近二、三十年的變遷，只是少數菁英的努力結果，不論在「野火之前」還是在「野火之後」。
和「歌頌台灣」一體兩面的卻是一個包裝精美的對「中國」的深刻不屑──龍女士的這一面是很多「泛綠」朋友所無法或拒絕體會的。龍女士這篇文章，如果反讀，其實是對台灣人民介紹「你不能不知道的中國」，而這個「中國」的歷史是一個大跳躍，從幽雅古典的「書法、詩詞與老莊」中國，直接跳到今日極其不雅馴的中國，其特徵為：非（或是）反自由主義、「極其嚴重的拆遷和土地剝削問題」、以及『「和平崛起」後面所隱藏的巨大的貧富不均』。這樣的中國想像，其實是和台灣的主流中國想像（不分藍綠）是一致的。這個想像的確是有事實基礎，但卻極其貧瘠，對中國人民在近現代歷程中的各種努力、想像、理想、與實踐沒有一點同情，因此對於這些理想與實踐的失敗沒有一點共感，非僅如此，還逕行判決這些理想與實踐都是「大敘述」，從而都是反民主的。
今天(2005/5/30)中國時報已經冒出了「連宋龍」這一個複合詞，說「連宋龍登陸中國，掀起台灣熱」。但在此，我們必須公道地說，連和宋龍應該還是有差別的。連有近現代史意識，能夠上下一百年談北大、談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把「台灣的成就」和廣義的中國近現代史關連起來，而龍女士則將台灣的「成就」內鎖於台灣，歸功於「野火之前」的知識份子（從賴和到陳映真），野火，以及野火之後的黨外與民進黨。這樣一個史觀，除了大膽的自戀外，還有兩大問題，一，延續內戰與冷戰思維，把台灣孤立於中國的近現代史之外；二，把陳映真這般苦心孤詣的理想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的奮鬥，以及畢生對於現代化意識形態的批判，馴化於龍女士的現代化地景的獸檻中。如果龍女士能這樣肯定陳映真，為何不能移情地也能同情在中國的近現代歷程中，多少和陳映真相類的靈魂，在龍女士所否定的「大敘述」裡進行艱苦的、散發人性光輝的、令人尊敬的奮鬥與實驗？
對龍女士的靜態的、享樂主義的、現代化派的多元文化觀，我們深不以為然的另一原因在於她論述的方式正好落入她自己曾經批評的「沙文主義」窠臼：以一個負面他者為對照，對自身進行肯定。這無論如何不是一個開放的、進取的、包容的多元文化觀。多元認同不是對既存認同與價值作永恆消費，而是要從他者（甚至是你的敵人）那裡學習到新的價值。對龍女士而言，「中國」，除了「書法、詩詞、老莊」的古典之外，越走到近現代越乏善可陳，甚且是一個退化。不客氣地說，這多麼像是近代日本右翼對「中國」的立場啊！龍女士透過對於中國的這種俯拾即是的現代化派刻板印象，而取得對台灣的自我恭賀姿態──所謂「萬千支流，小溪潺潺，得來不易」──不但沒法對既有的各種價值與認同提出批判，只能永恆地沈迷於眾聲喧嘩，五色令人目盲，而無法提出批判的基礎。瓦解批判的基礎，也就是瓦解進步的可能，以及對於社會運動的無情傷害，最後刨掉了民主的生機。龍女士在盡力瓦解大敘事的同時，把嬰兒和洗澡水一起丟棄了，嬰兒，不待言，自然是那改變現狀的所有可能性，包含了烏托邦的想像。因為有嬰兒，歷史才不會終結，社會才會「改變」。龍女士把連宋當成「理想家」（相對於未指名的「大說謊家」），正好說明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缺乏理想，二十年前反戒嚴體制時空下的「野火」，現已成為中華民國號的「鍋爐火」──這是你不能不知道的龍應台。野火總還有亂竄的想頭，鍋爐火則是被馴化的火，只能和茶米油鹽並列在一塊兒，慢慢把船帶到那個明確的終點而已。龍女士最不可能在這篇文章裡談到的是「理想」二字，但她也還是拿來就談了，而且是在不對的時刻，不對的地方。
龍女士要湊上來談均富這個理想，也很好啊！但為什麼她以前不談，也不在台灣談，也從不對「均富」的惡化提出過原則性批評，但現在卻到中國大陸談均富？曾經，在台灣的發展經驗中，的確可以引以為傲的是，相對於中南美，台灣的經濟成長並沒有伴隨惡質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均。但是在這些年來，台灣的相對「均富」已經急速惡化之時，龍女士不對它提出警訊與批評，反而像天真的富家子，不知家道中落，還在外頭誇富一般，對著大陸大談台灣的「均富」。這個姿態其實可能只是對中國崛起的焦慮：畢竟中國你也富起來了，但是你的「富」，富而不均，不如我台灣的「富」，富而均，富而好禮。這樣的以均富為理想的氣度很好，但可惜沒有歷史感，也不符合現實。我們只要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4期，美國學者博格的文章的數字，就可以把該說的說清楚了：
按照世界銀行的固定國際貧窮線（每人每年＄392.88 PPP 1983），生活在這條線之下的人數，1998年比1987年還多──其中包括了中國大陸遽減百分之三十（從1987年的三億零三百三十八萬人，降到1998年的二億一千三百十七萬人），和世界其他地方增加了可觀的百分之十二（從1987年的八億七千九百八十一萬人，增加到1998年的九億八千五百七十一萬人）。
其實，真正有氣度的批評矛頭應該指向的是，以美國為首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是它在近二十多年來造成了民族國家範圍與世界範圍內的貧富不均惡化。但龍女士不曾就此批評美國，畢竟因為美國在現代化道路的終點，是西天；美國的霸權不存，現代化意識形態竟將焉附？龍女士是一個現代化派，現代化意識形態是她隱而不宣的「大敘事」，拿來污名化作為一個理念的中國。中國是中國，台灣是台灣，這是龍女士的判斷，但理由不是民族主義的，而是現代化意識形態的。龍女士說，台灣縱然有種種問題，但難道，她急切地說，您還看不出來「台灣人本來就還在現代化的半路上」嗎？中國和台灣將永遠你是你，我是我，除非中國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來。她雖然指出，（也許相對於美國、德國），台灣還在現代化的半路上，但她顯然有點過於滿意於半路的風景（例如智障兒端出咖啡給等待洽公的你，中庭遇到市長可以索求簽名，可以在華燈初上時與三千台北人在國父紀念館觀賞紅燈記──這，我必須說，哪是台灣！其實只是「你不能不知道的台北東區」），而大有不想走下去的樣子，何況停下來還可以回過頭，對著遠處的、岐路上的中國呼喚。「中國」讓龍女士得以重新振奮，得以重燃野火。
龍女士因而是從一種文明的高度來俯瞰中國──以及台灣。這個高度在哪兒呢？似乎是她心目中的西方（美國？德國？）吧！能不是嗎？龍女士因而是最初的現代化意識形態主要推手之一杭亭頓(Huntington, Samuel)的「文明衝突論」的華裔繼承者，背負了更沈重的、更複雜的高等華人的自責、羞恥與憤怒，輾轉於古典故國之思與對今日不材之恨的兩極之間，但她的位置始終是游移的。她被濃重的道德感所支撐，把所接受到的批評對話當作她的苦行，把她自己選擇的流動當作放逐。「中國」這是她的試煉、她的救贖，與她的負擔，她已經救贖了一個中國了（名曰中華民國），把它安頓在中途之家，旋即趕往救贖另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在現代化承平世界中終不成正果的截教，一個喪失典雅的古老東方。龍女士戴起盔甲，迎向這個大風車。
龍女士的道德心理位置是西化高等華人，但就兩岸之間實際的政治意義而言，龍女士不得不是個徹頭徹尾的中華民國派，是一個超世俗化、現實主義的、以及文明主義的民族主義者。這樣的一個「中華民國」，我們認為並沒有解決問題，因為這個中華民國的理念仍然是連續於過去的內戰與冷戰思維，並和「近現代中國」處於刻意的、意識形態的、因而是反歷史的脫勾狀態。以對立於「中國」為自我定義的「中華民國」，仍然受限於霍布斯式國家的古老格局，無法進行真正的區域的和解。「中華民國」這個浮現中的主流，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化解了藍和綠，但並沒有超克藍綠，而是攪拌藍綠。關於這個主流的浮現，我們並不唱和，而是小心翼翼地以批判的態度對待。我們並不認為現在的情勢，和二００三年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以編委會之名發表「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民主左派論述的初構」的宣言時，有真正清楚的突破性變化，雖然戰雲暫時轉淡，但隨時可以重捲，因為結構條件仍在。令我們憂心的是，台灣社會的批判的公共論述並沒有深化與普及的跡象，人民關於他們的焦慮與痛苦（與茶米油鹽有關或無關）的失語狀態並沒有改善，而菁英依然敏於花腔的修辭，拙於探求社會的真實。龍女士所強調的消極個人自由並非沒有價值，它當然是台灣經驗的一個成就，但顯然對批判的公共領域的開展並無助益。
以上是就龍女士的「理路」（包括發言位置）所進行的批評，但這畢竟非其所長。龍女士，首先與最後，還是一個「文化人」，一個書寫感性文章、召喚認同、導引情緒的人。但弔詭的是，這種文人身份，恰恰是她所批判的中國傳統裡最悠久綿延的傳統之一，不做調查、不講理論，只是舞動其生花妙筆──文人士大夫也。這樣的書寫，可以無害地作為茶餘談資，但就社會的、歷史的層次來說，一個社會裡如果佔主導位置的言說模式是這般的話，那則是值得深切注意的，因為知識份子文化人的「實踐」只是在鼓動情緒、召喚認同。
龍女士極有才情、極有策略地，以「紅燈記」在台北上演的側錄作為文章的開場白，描繪出「中華民國人」的群像：冷靜、怡然、篤定、包容、尊重、幽雅…。這些或許都是事實，而我也的確也相信龍女士的目睹報導基本為真，但是以這樣的一種文字來向大陸讀者介紹「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的真正問題所在，不是在修辭美文、不是在印象派寫作、不是在選擇性認識，而是書寫者到底要和讀者建立一種什麼樣的關係？是要人們進入到妳所設定的情緒網罟裡，進行感動與認同消費呢？還是藉由對話，深化整體社會的理解、提問與批判能力？
「中華民國認同」的浮現，對於兩岸人民的和解究竟是否有益，我們不敢過於樂觀。但要做的事還是要做，我們認為知識份子首先應當反省自身的狹隘在地本位，至少要致力對區域發言，以區域的批判知識份子自居。區域主義的左派(regionalist left)應是最起碼的立場。我們不同意於龍女士的，最終還是在於她雖然在區域間說話，但並沒有促進區域間的對話，反而以一種弔詭的修辭，增設了區域間的壁壘。
這是台社第五十八期的編按。本期編按因為主編徐進鈺在編輯一切就緒，準備出刊前，身體違和，因恐耽誤出刊，而囑本人代為撰寫編按，並建議或許可就近來的時勢發展作評論，因此有了此一不規格編按。本期台社非常緊湊精彩，四篇正式論文之外，還有各種文類，以不同方式探討了很多重要問題，其中，「亞洲華人文化論壇」的多篇文章，以及針對佩里‧安德生的「回應與討論」，更是台社近年來一系列站在區域左派進行論述的位置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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